范云朋｜中国式现代化下的金融体制改革

■ 范云朋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具体而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领导决策机制、政策协调实施机制、市场功能发挥机制、政策反馈调整机制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可以构成一个体制性闭环。在领导决策机制方面，要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强化方向性指引，着重对重大金融改革进行决策部署，同时要充分发挥金融管理部门的专业化优势，形成领导力和专业化的有效合力。在政策协调实施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央金融委员会的功能，着重强化金融管理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在重大金融政策执行中保持政策一致性、统一性和有效性，避免政策实施一刀切、运动式和反复化。在市场功能发挥方面，强化利率、汇率和国债收益率市场化改革，完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市场长效发展机制，坚持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和机会公平等原则，充分尊重不同市场主体的地位和法定权利，提升金融市场效率，降低资金融通成本，强化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在政策反馈调整机制方面，要全面客观评估政策决策、协调、实施以及成效等环节的问题和风险，特别是要强化对政策风险、负面效应等方面的评估反馈，同时还需要对政策实施主体的合法性、公平性和便捷性等进行评估，以进一步优化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框架。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建设目标是要建立有助于实现币值稳定、充分就业、金融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任务的政策体系。第一，坚决保障币值稳定。我国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和货币政策框架改革仍然需要紧盯币值稳定，需要在货币政策目标体系、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以及货币政策评价等方面进行完善。第二，更加关注充分就业。从货币政策目标来看，中央银行最基础的目标权衡是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的权衡，需要统筹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总量与结构政策，为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货币和信用支撑。第三，维护金融稳定。中央银行应承担更重要的金融稳定职能，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将金融稳定及其影响因素纳入货币政策决策的考量中，通过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来强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应对和处置。第四，积极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中央银行应继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效统筹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进一步稳妥推进金融开放，有效防范外部冲击的外溢效应，着重警惕内外因素共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一，在决策主体上，要强化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同时也要充分发挥监管机构的专业性、主动性和能动性。第二，在实施体系上，着力提升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和专业监管部门的水平和能力，有效统筹宏观审慎与微观监管，提高金融监管政策的执行质效。第三，在监管对象上，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金融服务和金融活动等都纳入到监管体系之中，尤其需要强化对非银金融业务和金融科技创新的监管，注重加强机构监管、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第四，在监管举措上，既要注重系统稳定的宏观审慎监管，也要注重机构稳定的微观审慎监管。第五，在保障机制上，一方面要充分尊重金融监管当局的法律地位，并发挥其法定职能，赋予其应对处置创新业务相关风险的能动性；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法律、制度或机制建设来约束和监督监管者，提升监管有效性。

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的高度，是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的核心任务。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未来需要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全局化、精准化和专业化应对重要风险。在政策体系上，进一步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持续完善逆周期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宏观审慎评估体系、金融控股公司、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等监管，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以及金融产品违约、金融机构破产、市场功能丧失等恢复与处置机制。

本文发表于《中国财经报》，2023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