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 李薇 | 气候金融风险及其金融监管应对（上篇）
■ 刘 亮 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金融系教授
■ 王美懿 苏州城市学院讲师
摘要
背景
全球气候问题的严峻性已成为不容忽视的核心议题。科技进步、工业扩张以及人类活动的日益增多，对地球气候系统形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引发诸多令人担忧的迹象。这个问题的发展态势已引起全球广泛关注，促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应对气候问题已步入亟待采取积极治理措施的紧要关头。全球变暖是气候问题的核心之一。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大气中的温室效应加强，进而引发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如强热浪、洪水、飓风等，对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和经济构成巨大威胁。此外，生态系统破坏亦加重气候问题的严重程度。森林砍伐、湿地消失以及生态多样性丧失，导致地球失去对温室气体的自然吸收和调节功能，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的速度和程度，形成恶性循环。全球气候问题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更是一个跨国界、跨领域的复杂挑战。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同程度的温室气体排放贡献，但其影响无之分，发展中国家因此承受更大压力。为此，治理全球气候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全球合作，实现共赢。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在气候问题上尤其不能脱钩。中美分别代表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其在经济发展、工业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影响。首先，中美两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占据全球总量的相当大部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庞大的人口和迅猛的经济增长使其成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来源。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之一，其历史上的工业化过程也导致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此，中美的气候行为对全球气候的演变有着深远影响。其次，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合作与竞争形成一种特殊的气候政治动态。尽管两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但同时也具有深层次的合作需求。历年来，中美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取得一些积极的合作成果，如2014年联合宣布碳减排目标，以及在巴黎协定谈判中的合作。然而，由于各自国内利益和发展阶段的不同，中美之间在气候问题上也存在一些分歧，如责任划分、技术转让等问题。再次，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全球气候治理的走向。两国均在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中美作为气候谈判的关键参与方，其合作与协调对于全球气候行动的推进至关重要。然而，中美之间的气候合作也面临一些挑战，如经济发展压力、能源结构调整难度等。解决这些挑战需要两国在政策协调、技术创新、国际合作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共同威胁。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工作中，环境风险成为不可避免的挑战。这一风险领域包含由气候变化引发的各种潜在危害，以及非气候相关的环境问题如空气、水体和土壤污染所造成的风险。根据来源不同，环境风险可分为两种类型：物理风险（Physical Risk）和转型风险（Transition Risk）。物理风险的起因涵盖一系列极端气候现象，诸如热带风暴、洪水、暴雪、山林火灾以及干旱等；还包括海平面不断上升的现象以及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重大事故，如大规模石油泄漏、核污染事件以及土壤污染等灾害；此外，自然资源的衰竭与短缺同样是物理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水资源的匮乏以及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退化。
转型风险主要源自政策调整、技术革新及观念变迁等人为主动行为，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挑战的行动中所引发的系统性变革。政策变动是催生转型风险的关键因素之一，例如各国为实现联合国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履行《巴黎协定》承诺，纷纷制定相关政策以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并限制化石燃料消耗，如上调资源税率、实施内燃机汽车销售禁令，并构建碳排放权、排污权交易市场等机制。技术发展同样是转型风险的一大来源，在清洁能源技术、能源效率提升、清洁交通体系以及绿色建筑等领域内的技术创新即是实例。比如在清洁能源领域，太阳能光伏与风能发电的成本因技术突破而显著降低，这使得煤电行业的市场竞争地位受到冲击，可能导致煤电企业利润空间大幅度收缩甚至出现经营困难。此外，消费者与投资者的价值观和理念更新同样会触发转型风险。随着绿色消费观念广泛传播，消费者愈发倾向于选择环保生产方式的产品和服务，并愿意为此付出更高的价格溢价。同时，投资者由于对环境风险认识的深化，投资偏好逐渐转向绿色环保资产，进而可能主动从“棕色”资产（即污染程度较高或碳排放强度大的资产）中撤资，转投更为可持续的“绿色”资产（马骏, 2020）。
气候变化导致的金融风险正逐渐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组成部分，给各国政府履行金融稳定职能带来严重挑战。本文在气候变化两类金融风险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气候风险到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可能路径、气候风险到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建模和评估以及主要经济体、国际组织应对气候变化金融风险采取的政策措施，结合我国气候风险的金融监管现状，提出关于组织架构和监管措施的具体建议。
气候风险到金融体系脆弱性的
可能路径与评估
1. 气候风险对金融风险的影响
根据TCFD（2020）的总结，气候风险的特征可概括为几个核心方面：首先，气候相关风险展现出长期性和持续性特征，并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这类风险的潜伏期往往超过传统的商业周期和投资周期，其作用机制体现在气候相关因子（如大气中积累的温室气体）历经数十年对物理世界或转型过程产生的各种累积效应上。其次，气候相关风险具有新颖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属性。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许多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并且作为一个动态且难以预测的现象，涉及从关键技术创新到适应策略制定与实施等多方面的复杂变化，以及市场行为和消费者选择的不可预知演变。再者，气候相关风险呈现出非线性和不可逆转的特性。随着时间流逝，这些风险可能以不同规模和强度表现出来，其影响力和波及范围逐渐扩大。气候系统内部存在阈值与临界状态，一旦越过，可能导致大规模、持久、突发且无法恢复的系统转变。最后，气候相关风险蕴含着复杂的系统性互动影响。此类风险在社会经济和金融体系内相互交织，形成错综复杂的连锁反应和整体效应。因此，评估气候风险对公司短期、中期乃至长期的综合影响时，必须采用多元视角和系统分析方法。
气候变化风险加剧经济社会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稳定性构成威胁。一方面，极端气候导致的财产损失直接影响企业和居民收入，降低资产价值，并可能导致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下滑。若无充足保险保障，灾害损失将加重主体资产负债负担，降低偿债能力并增加违约概率 (Cortés and Strahan, 2017)，最终推高金融市场整体信用风险，严重时可致金融机构破产（潘敏等, 2022）。另一方面，气候风险加剧实物与金融资产价格波动，企业运营环境恶化、成本上升及生产受阻会引发股价波动 (Kumar et al.，2019)，如海滨房产因易受灾而房价波动过大(Giglio et al.，2021)。此外，气候不确定性催生利率风险，气候事件可能引发国际资本外流和外汇市场动荡。再者，气候灾害可能导致金融机构设施损坏、服务中断，增加维修成本和经营风险，同时流动性需求剧增导致期限错配问题(Garmaise and Moskowitz, 2009)。最后，保险公司面临赔付压力增大，过度集中赔付可能导致其破产(Scott, 2017)，且其风险可通过金融市场传导至其他机构，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遭受冲击。
气候风险对宏观经济产生系统性冲击，体现在家庭收入下降、企业产出减少和政府财政失衡等多个方面，并在各部门形成局部风险，最终汇聚为金融市场整体风险（张帅和阿布都瓦力, 2024）。家庭层面，气候灾害导致资产缩水、消费能力和偿债能力减弱，健康受损，导致劳动力效率降低（高睿等, 2022），灾后支出增加挤压教育医疗投资，影响就业及社会稳定(MacCini and Yang, 2009)，加剧金融风险。企业方面，极端天气破坏生产环境，降低生产效率并可能导致停产(Kumar et al.，2019)；消费者购买力与市场需求的下滑进一步压缩产出，创新研发不确定性推高融资成本，产出减少，加重债务违约风险和资本市场波动（杨璐等, 2020）。政府部门中，工业产出下滑导致税收收入减少，而救助受灾群体又加大财政压力（高睿等, 2022）。
气候风险对金融体系和整体经济的作用机制呈现一种“循环反馈效应”。即当气候灾害导致经济损失时，会导致信贷市场的紧缩行为，进一步削弱居民与企业的财务状况，体现在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上，从而影响到经济体潜在的增长速度及产出水平的不足，这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会反作用于金融系统，形成负面冲击。
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是前瞻性风险管理工具。在给定特定的设想情境和边界条件下，情景分析通过模拟各种可能发生的未来场景来估计一系列潜在的结果。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对时间不确定的复杂风险进行深入探究，从而帮助企业构建既能适应多种未来不确定性又能保持韧性的战略预案。而压力测试作为一种工具，则聚焦于测量特定危机事件或一组关键财务变量显著变化时对企业造成的潜在冲击程度。它能够量化极端不利条件或突发重大事件所带来的影响，确保企业面对极端市场状况时的风险管理水平得到提升。
商业银行进行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时，可参照《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指引》。指引提出，商业银行应建立完整的压力测试流程，包括以下步骤：定义测试目标，确定风险因素，设计压力情景，收集测试数据，设定假设条件，确定测试方法，进行压力测试，分析测试结果，确定潜在风险和脆弱环节，汇报测试结果，采取改进措施等（具体操作流程见图13-2）。
（2）综合评估模型
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简称IAM）是一种广泛应用于气候政策研究领域的工具，用于衡量气候变化与经济产出相互作用关系，已衍生出DICE、RICE等模型。自Nordhaus (2014)开创性地提出该模型以来，IAM历经多代发展和改进，其主要功能在于详尽刻画和深入评估人类活动对环境过程的双向影响。IAM模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社会经济体系和自然环境体系以及两者间的互动效应进行整合分析。IAM模型通常由五个核心部分构成，预测排放趋势、气温变化、财富积累、减排成本及气候风险给经济带来的影响。这类模型在各类气候评估中广泛应用，例如，Zhao et al. (2020)在IAM模型基础上扩展气候灾害类型，用于预测基于照常营业（BAU）情景的气候系统，以及基于RCP和SSP2数据库的2°C和1.5°C情景下的总气候损失。然而，IAM模型存在实践上的争议和挑战，如损失函数设定、折现率选择合理性、以及模拟政策干预下经济变量动态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张帅等, 2022）。
（3）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技术状况不断演变，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DSGE）为应对模型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问题，将气候和经济条件整合到一起，提供较好的应用气候变化评估的模型。DSGE模型，即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探究多种经济政策效果提供坚实的理论参照系。它能生动揭示经济体中各变量在政策干预前后稳态状态及波动性的变化，并展现这些变量随时间演进的动态特性，引起决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王遥等，2019）。Ferrari and Landi(2023) 将DSGE框架与环境模型相结合，在该模型中，二氧化碳排放增加了大气中的碳储量，进而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然而即使在这种假设下，研究发现绿色量化宽松在减少排放方面的效果也可以忽略不计，在某些情况下几乎为零。Carattini et al. (2023) 使用具有污染市场失灵和金融部门市场失灵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发现金融摩擦的存在影响有效碳税的稳态值和动态特性，单凭宏观审慎政策，如果不征收碳税，在解决污染外部性方面不是很有效。张涛等（2023）构建一个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论的DSGE模型，其中整合碳循环、气候变化要素以及多个经济实体，旨在模拟气候变化对诸如产出、资产价值、企业违约水平及信贷总量等多个关键变量的影响。
国际应对气候风险的金融监管经验
1. 研究构建气候风险的监管应对框架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成立气候相关金融风险工作组（TFCR），下设3个工作小组，分别负责研究如何在银行资本和流动性等监管要求（对应第一支柱）、监督审查流程（对应第二支柱）、披露要求（对应第三支柱）中纳入气候相关金融风险。在第一支柱方面，BCBS于2022年12月发布《气候相关金融风险常见问题解答》，对当前风险计量中如何捕捉气候相关金融风险进行解释说明，敦促银行在现行框架下将气候风险纳入风险管理。例如，银行在尽职调查过程中应考虑气候风险对交易对手的影响。在第二支柱方面，BCBS发布《气候风险相关金融风险有效监管原则》，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评估等方面提出18条指导性原则，是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开展微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指引。目前，欧盟、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香港、巴西等经济体金融管理部门均已发布气候风险监管指引，指导辖内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气候风险管理体系。在第三支柱方面，BCBS在推进信息披露和市场约束相关工作，已明确相关要求的关键问题，正在分析备选指标及其可行性。
2017年12月，由法国、英国和中国等在内的八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及监管当局共同倡议设立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研究网络（NGFS），至2018年10月份，NGFS发布《初期阶段工作报告》，明确其首阶段工作所聚焦的三大核心要点。随后在2019年4月，NGFS发表第一份综合性报告《行动倡议：气候变化作为金融风险源的认知》，倡导将气候变化视为引发金融风险的关键源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六项政策指导性建议。2020年5月份，NGFS进一步发布《监管者指南：整合气候相关环境风险进入审慎监管框架》，该指南结合当时部分监管机构的实践经验，为各国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如何切实地将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因素纳入其日常监管实践中提出5点具体操作建议。同年6月份，NGFS又推出《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气候情景分析实施手册》，详尽解释进行气候情景分析应遵循的四个步骤，其中第一步是明确分析的目标、识别实质性气候风险以及确定利益相关方。第二步是设计具体方案。第三步是评估对经济和金融的影响。第四步是公开披露和运用分析结果(米晓文和邱晔华, 2021)。
2. 持续推进气候相关信息披露
一是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组建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该工作组旨的目标只制定市场主体自愿披露信息的原则和规范，我国六大国有行（工、农、中、建、交通、邮储）、华夏银行、浦发银行等均为TCFD支持机构。2017年6月，TCFD发布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建议，推动市场主体开展信息披露。
二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成立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ISSB致力于制定气候相关的财务报告国际准则，以确保相关披露标准全球一致、可比较，为市场参与者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ISSB获得金融稳定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以及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等多方权威机构的支持。2023年6月，IFRS正式推出《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一般性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的披露要求》（IFRS S1）和《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气候相关信息披露》（IFRS S2）。这两项准则建议从公司治理、战略规划、风险管理策略、关键绩效指标及目标设定四个方面详细阐述其面临的气候相关风险和潜在机遇，以帮助公众依据这些披露信息评估气候变化因素对企业价值产生的实际影响。此外，准则针对11个主要行业及下辖的68个细分行业设定特定披露要求，尤其强调金融业中的资产管理、商业银行和保险业需采用涵盖第三范围温室气体排放计量（涉及直接与间接碳排放），同时规定主体必须进行气候风险压力测试以评估其抗风险能力。
三是G202023年发起数据缺口新倡议，其中一个工作组专门致力于弥补气候风险相关数据缺口。新倡议强调要使气候风险官方统计数据更加广泛、详细、及时和国际可比，以弥合数据缺口，助力应对气候变化危机。
在各方推动下，主要经济体和金融机构积极开展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4个经济体的金融监管部门已着手制定气候相关披露要求或指引。金融机构主动披露气候相关信息也取得积极进展。
3. 构建气候风险宏观情景
FSB于2022年4月成立气候脆弱性和数据工作组（CVD），主要负责评估气候脆弱性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尤其关注跨境和跨行业的影响。目前，工作组已初步提出量化气候风险的指标，并开发评估监测模板。2023年，CVD的工作聚焦于优化对气候脆弱性的评估，提升数据颗粒度，扩大数据范围，覆盖更多类型的金融机构，采用基于情景的风险度量指标，以更前瞻性地开展评估。
气候风险具有极强的交叉性，涉及气象学、地球物理学、化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多个领域。为实现全球气候风险分析评估的统一参照坐标，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专门设立宏观情景工作组，致力于开发适用于气候风险分析的情景。
NGFS发布的气候情景已被全球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视为开展气候风险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的重要参考。工作组将气候模型与经济模型相结合，设计以下六种气候情景：“2050年碳中和”（升温控制在1.4度，全球立即且顺利采取行动）；“升温低于2度”（升温控制在1.6度，全球立即且顺利采取行动）；“分化碳中和”（升温控制在1.4度，立即行动但各区域有差异）；“延迟转型”（升温控制在1.6度，延迟采取行动）；“国家自主贡献”（升温将达2.6度，按目前各国承诺的政策行动）；“现行政策”（升温将超过3度，基本不采取行动）。这些情景涵盖经济增长、碳排放量、主要行业产量、能源消耗量、能源和碳排放价格等较丰富的指标体系。
4. 探索开展压力测试
截至2023年底，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机构已进行气候风险压力测试。从受测主体层面分析，参与测试的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同时在一些经济体中还包括保险企业和养老基金等其他金融实体。多数经济体在测试中关注转型风险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部分经济体进一步研究其对市场风险及承保风险的具体效应。时间跨度上，多数选择30年期限以体现气候风险的长期累积特性；为确保数据准确可靠，部分经济体采用较短期限进行压力测试（刘桂平, 2022）。从压力情景看，大多数基于NGFS的情景假设开展分析，部分经济体在NGFS情景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情况进行完善。从测试结果看，各经济体受气候风险影响的贷款敞口一般在20%以内，高碳行业比重高的资产组合会受到更大影响。大多数测试发现宏观经济波动有限，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整体可控。
图表（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