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国家金融竞争力

        4月25日，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实体经济”为主题，围绕普惠金融理论、实践及未来展开深入研讨的普惠金融国际高峰论坛正式召开。

        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办，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金融评论》编辑部、凤凰网WEMONEY承办，株式会社野村综合研究所提供特别支持。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胡滨发布报告《发展中的普惠金融：理论、创新与实践》，并发表了关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国家金融竞争力的看法。

        胡滨介绍到，报告包括一个总报告和五个分报告。总报告主要理清了普惠金融的基本概念、理论及国际经验，对中国普惠金融的理论问题、现实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总结。五个分报告从不同的维度分析了中国的普惠金融现状，包括量化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和国际比较；中国农村金融的普惠金融；传统的金融市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普惠金融发展的状况；金融科技催生下普惠金融的问题；普惠金融案例分析，包括蚂蚁金服、京东数科、捷信消费金融、乐信集团、开鑫金融等。

        会上，胡滨梳理了中国关于普惠金融出台的一系列支持、鼓励和发展的政策：早在2013年“十八大”期间，普惠金融的概念被提出，同时催生了普惠金融发展规划的出台，之后又有了一系列关于金融扶贫、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等的政策文件；G20会议上，中国作为主导国提出了G20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确立了数字普惠的主导思想，随后中国四大商业银行成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普惠金融的措施，如定向降准、融资税收优惠等；2018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室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微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构成了我们中国普惠金融的政策体系。

        胡滨进一步指出，当前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现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迅速崛起，机构的数量开始停滞。第二，依托于数字技术，特别是余额宝、财付通等移动互联的技术，中国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位居全球第二。第三，数字普惠金融的省级差距方面，我国中西部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异值从0.5降到了0.1。

        此外，胡滨重点阐述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技术的普及，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行业关注的焦点不再是速度问题，更多的是如何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问题。数字普惠金融提供的融资成本远高于传统金融机构，最核心的原因是数字普惠金融机构不是传统的银行，它获得资金的渠道不同，所以获取成本较高，但它也有优势所在，由于采取了数字技术，运营成本不断下降，接下来如何进一步降低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成本，这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瓶颈，需要构建完备的政策体系进行支撑。

        第二，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猛，但也付出了一些代价，特别是客户隐私权保护和信息安全方面。

        第三，当前数字普惠金融的有效供给不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仍然比较突出。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机构，部分中小企业融资急的问题得到解决，但是融资贵的问题依然突出，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第四，目前中国金融监管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匹配、不对应。胡滨表示，“在顶层设计上，我们目前还没有关于国家数字普惠金融长远的规划研究，现有的监管仍然是在分业监管的格局下，如何推动具有混业性质的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发展，特别是在当前技术较为薄弱的情况下，监管机构如何去应对数字普惠金融的高速发展，这是监管者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在谈到为什么中国要重视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技术时，胡滨认为，当前中国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已经取得快速发展，解决了一些世界性的难题，同时也使得中国金融业有了后发优势，有了弯道超车的可能性。纵观世界，众多国家都把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重要的着力点，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引导、鼓励金融科技企业在本国的金融市场生根发芽。面临这样一个局面，如果中国不采取措施，将会丧失已经取得的暂时优势。因此我们要将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提高国家金融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之一。

        我们商业上可能会领先，交易规模可能领先，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在全球有更多的发言权和话语权。另外，即使中国相关金融科技企业领先，数字普惠金融的标准制订也并没有掌握在中国的手里。